北京十一选五玩法

宣傳思想
學習資料
理論園地
會史研究
 您當前的位置:首頁 - 宣傳思想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考察

瀏覽:943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統一戰線學研究 發布人:admin 發布時間:2018/11/08 【字號

   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新型政黨制度。改革開放以來40年間,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經歷了前后相續的四個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初期的恢復和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探索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條件下的發展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條件下的創新發展階段。經過這四個階段,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理論政策、相關章程和制度機制方面不斷發展和完善,體現出鮮明的特色和巨大的優勢。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成熟發展的40年,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精誠合作、充分展示政治智慧、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現代民主制度的40年,充分反映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成就。對改革開放40年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的考察,證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型政黨制度的重大論斷具有充分的科學性。
 
  關鍵詞:新型政黨制度;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統一戰線;改革開放
 
  作者簡介:劉維芳,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研究員,博士。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這一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一起,共同構成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基本構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以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成功召開為標志確立下來,經過改革開放前的曲折發展和改革開放后的堅持和完善,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間,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統一戰線事業相伴,以人民政協制度為重要載體,經歷了前后相續的四個發展階段:一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恢復和發展階段,大致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召開前;二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探索階段,大致是從1992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前;三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條件下的發展階段,大致是2002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條件下的創新發展階段,大致指中共十八大召開至今[①]。在這四個發展階段,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理論政策、相關章程和制度機制方面不斷發展和完善,體現出鮮明的特色和巨大的優勢。
 
  對于中國新型政黨的歷史進程,學界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②],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一是改革開放以來統一戰線、人民政協、多黨合作等事業發展的歷史脈絡;二是改革開放以來統一戰線、人民政協及多黨合作事業所取得的成就與帶來的啟示;三是對繼續堅持和發展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建議及展望。從內容來看,學界對改革開放30年期間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取得成就的梳理較為全面,對重要的歷史節點及重要理論政策都有所涉及,或以時間為序劃分時段,或以幾代領導集體相關思想為脈絡展開研究,對成就和經驗及建議的關注都較為全面。
 
  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理論政策文獻層面的梳理較多,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過程的研究較為薄弱。從研究時段來看,大多數研究截至改革開放30年的2008年,對此后該制度的發展變化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新進展未能及時反映。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出了一系列新論斷。這迫切要求學界把這些新變化放在改革開放40年大的歷史脈絡中進行考察。為此,筆者以改革開放40年為大背景,從理論政策、相關規章和制度機制三個方面系統梳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歷史發展,以期對我國政黨制度史研究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實踐有所裨益。
 
  一、理論政策:方針不斷明確,多黨合作關系更加規范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政策不斷發展和完善,對理論依據、制度基礎以及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等問題的認識不斷明確,多黨合作關系進一步制度化和規范化。
 
  “文革”結束后,在反思“文革”對多黨合作事業嚴重破壞的基礎上,中央統戰部派出調查組到上海、浙江等地,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年來統一戰線內部階級關系變化等幾個理論政策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并形成《關于統戰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意見》。1979年3月,中央統戰部部務會議對《關于統戰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意見》進行廣泛討論,其間兩種不同意見相持不下。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式上作了題為《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的講話,全面分析和闡述了我國社會階級狀況的根本變化和由此帶來的統一戰線內部結構的深刻變化,對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性質、構成、范圍、方針和任務以及人民政協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作出了科學論斷。鄧小平指出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1]。這篇講話是新時期統一戰線的綱領性文獻,對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工作的開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該講話發表后,有關分歧意見始告解決,一致統一到鄧小平這一重要講話精神上來。
 
  1979年8月15日至9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粉碎“四人幫”以后第一次全國規模的統戰工作會議——第十四次全國統戰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確定了新階段統一戰線應是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明確了新時期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是一個全體社會主義愛國者和一切愛國者(包括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非常廣泛的聯盟;明確了新時期統一戰線擔負著為了四個現代化和統一祖國服務的雙重任務;確立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提出要加強黨對統戰工作的領導等[2]。會后,中央統戰部按照中央批示精神和會議討論形成的意見,制定了題為《新的歷史時期統一戰線的方針任務》的文件。為了貫徹會議和文件精神,中央統戰部還于1979年底召開40多場務虛會,進行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新時期統戰工作的開展和統一戰線的發展掃除了“左”的思想障礙[3]。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撥亂反正,極力排除“左”的干擾,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重點轉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軌道上來,但還存在不少問題:共產黨內相當一部分干部包括一些領導干部,不重視統戰工作,搞“清一色”,對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不夠信任,不認真落實統戰政策等情況還不同程度地存在。為了進一步肅清“左”的思想影響,適應形勢發展新要求,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會上作了總結性講話。胡耀邦重申統一戰線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法寶。他指出,愛國統一戰線是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愛國者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他指出了愛國統一戰線十個方面的統戰對象和統戰工作的主要任務[4]。胡耀邦的講話對進一步澄清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錯誤認識,清除“左”的思想干擾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把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字方針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5]十六字方針。人民政協的性質和作用也第一次被莊嚴載入了1982年憲法[6]。
 
  為了適應改革開放新形勢,確立統戰工作方針任務,第十六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于1986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認為,統一戰線已經形成新格局,統一戰線范圍和規模進一步擴大,形成了兩個范圍的聯盟:一個是由大陸全體勞動者、愛國者組成的,以社會主義為政治基礎的聯盟;一個是團結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以擁護祖國統一為政治基礎的聯盟,這兩個聯盟構成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整體[2]499。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把完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列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7]。中共十三大報告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提法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此后的政治報告和中共中央其他有關文件去掉了“下”字,使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表述。這一調整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是上下級關系,而是平等協商的政治聯盟關系,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政治上的承認和尊重,突出了各民主黨派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1989年1月2日,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暫行規定》,對人民政協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目的、內容、形式等進行了具體闡述[8]。同年 12月31日,《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出臺,正式明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第一次明確了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9]。民主黨派被正式確認為中國特色的參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被正式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黨制度,這樣兩個新的定位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存在和發展的理論根據和政治基礎問題。這就使多黨合作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統一戰線范疇,上升到國家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層面。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使統一戰線面臨新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也意味著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1993年,中央統戰部組織18個調査組分赴全國25個省市區,就新形勢下統一戰線新情況、新問題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統一戰線的影響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調査,形成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新形勢下的統一戰線工作調研情況綜述》[10]。該報告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統一戰線工作對象發生的新變化,并從提高全黨對統戰工作認識和做好各領域統一戰線工作等方面提出相關思路和對策。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序言[11]。由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得到憲法認可和保障。
 
  2000年12月,在第十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提出新世紀黨對統一戰線的基本要求。江澤民指出,統一戰線作為黨的一個重要法寶,絕不能丟掉;作為黨的一個政治優勢,絕不能削弱;作為黨的一項長期方針,絕不能動搖。衡量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從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效果著眼:一是看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二是看能否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與優勢;三是看能否保持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四是看能否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2]。在這次會議上,江澤民還明確提出:“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在黨的富民政策指引下,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不僅是黨和政府的政策允許的,也是光榮的。他們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貢獻了力量,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12]151-152他肯定了私營企業主等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社會屬性和政治地位,這對于澄清認識、統一思想和團結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進入21世紀,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頒布《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明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概括了我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政治準則;提出要堅持把發展作為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根本任務,并進一步肯定了民主黨派的重要作用。該文件指出,民主黨派“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實現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一支重要力量”[13]。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進一步準確把握人民政協性質定位,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規定:“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政治優勢和戰略方針,是奪取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勝利的重要法寶,是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法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法寶。”中國共產黨黨對統一戰線重要法寶作用的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出了重大論斷:幾十年的實踐證明,這個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植根于我國土壤,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鮮明特色。
 
  2015年至2017年,中共中央先后印發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等規范性文件,對統一戰線及多黨合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規定。它們主要包括:明確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內涵和本質屬性,闡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渠道程序和重要意義,對新形勢下開展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社會組織協商進行部署;對統一戰線的性質、地位作用作出新概括,對統戰工作的指導思想、主要任務、范圍和對象進行新完善;明確了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重要意義、指導思想、重要原則、內容和形式;詳細規定政黨協商的指導思想和重要意義、內容、形式、程序、保障機制,提出了政黨協商的三種主要方式——會議協商、約談協商和書面協商;規定人民政協協商式監督八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主要形式以及程序機制等。
 
綜上,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堅持統一戰線重要法寶作用認識下取得了一系列進展,理論政策方針不斷發展,地位作用進一步加強,彰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鮮明特色,增強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國際話語權。
 
  二、相關章程:適應時代需要,不斷修改完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重要平臺,政協章程的修改完善反映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改革開放40年來,為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的需要,與憲法及有關法律規定相銜接,政協章程進行了幾次比較大的修改。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召開的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對1954年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進行了修改,修改了原章程的總綱部分,對原章程的組織部分也作了必要修改,增寫了工作總則一章[14]。修改后的政協章程具體闡述了政協的性質和作用、任務和政協民主協商的政治基礎、政協的共同準則、工作總則以及關于政協的地方委員會等內容[15]。這部章程對于恢復和開展政協工作起了一定作用,但在某些內容上仍然受到“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沿襲了“文革”事情一些錯誤理論和提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巨大變化,人民政協組織和工作有了很大發展。中共十二大提出了黨在新歷史時期的總任務,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確立了新的共同政治基礎與奮斗目標。1982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國政協五屆五次會議召開,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同時廢止1978年3月8日五屆政協一次會議通過的政協章程。新政協章程在總結人民政協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依據憲法和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對人民政協性質、任務、作用以及工作總則和組織總則等問題作出了新的規定。一是進一步闡明人民政協的性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16]二是明確了人民政協在新歷史階段的任務,對人民政協的具體任務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三是闡述了人民政協主要職能作用[③]。這是人民政協歷史上第一次對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作出明確的闡述。四是進一步規定了學習的自愿原則。此外,新政協章程還就人民政協各級組織的關系、主席會議、地方委員會設立等問題分別作出了規定。這次章程修訂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政協的性質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首次確定了人民政協遵循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明確規定了人民政協對國家大政方針和群眾生活重要問題進行政治協商,并通過建議和批評發揮民主監督的作用等內容。這是人民政協進入新時期以后符合各方面實際的比較完備的一部章程。
 
  1994年3月1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在有關段落和條款中補充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內容;在肯定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的同時,進一步肯定了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明確規定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組織參加本會的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參政議政等[17]。這次章程修改把“參政議政”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一起明確為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
 
  2000年3月11日,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章程》對總綱第五自然段、工作總則第三條分別進行了修改,并在工作總則中新增一段作為第四條,對工作總則第九條進行了修改[18]。修訂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實現了同修改后的憲法的銜接,增加了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等內容。
 
  21世紀以來,人民政協事業取得很大發展,各級政協在履行職能實踐中積累了比較成熟的經驗,同時遇到一些需要進一步明確和規范的問題,這些都對政協章程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協章程的修改再次提上議事日程。2004年3月12日,政協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這次修改章程是為了與中共十六大新要求及新修訂的黨章和正在修訂的憲法相銜接。通過修改,章程增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表述;體現中共十六大確立的有關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增加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內容;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的內容;增加了團結和民主是人民政協兩大主題的內容;規范對人民政協性質和主要職能的表述;增加了界別設置的內容;進一步明確了政協委員的條件、義務和產生程序等。此外,本次章程修改還對一些重要的工作程序進行規范,修改了一些不夠準確、不夠完善的表述,對一些文字和提法作了修改、完善[19]。
 
  2004年修訂的政協章程總體上適應人民政協工作的需要,但政協章程只有不斷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體現新成果、作出新規范,才能更好推動人民政協工作,才能更好履行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重要平臺的功能。2018年3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這次政協章程修改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充分體現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判斷、重大舉措。政協章程修正案充實完善人民政協的重要任務是“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政協章程修正案在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表述后,增寫“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的內容。同時,政協章程修正案在相應位置增寫人民政協是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人民政協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人民政協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人民政協性質定位,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堅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等內容[20]。
 
總之,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推進,同時為與同一時期的憲法、黨章及其相關法律法規相協調,并體現出歷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新思想、新決策和新論斷,體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新特點、新要求和新成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不斷得到修改和補充,并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不斷走向規范和成熟,進而助力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成熟和定型。
 
  三、制度機制:渠道不斷拓展,內容不斷豐富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將履行職能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作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重要內容加以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特點日益凸顯。這其中的重要體現是具體協商制度和機制的健全和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多黨合作開展中建立了“最高國務會議”“雙周座談會”“協商座談會”等具體制度機制,以加強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之間的溝通與協商,發揮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最高國務會議”和“雙周座談會”較具有代表性。“最高國務會議”是依據1954年憲法規定而設立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召開了20次[21],此后再未查到有關會議召開的記載。雙周座談會(以下簡稱“雙談”)從1950年4月到1966年7月,全國政協共舉行了114次[22]。“文革”開始后“雙談”停止開展。
 
  1979年12月,鄧小平批準了全國政協機關黨組關于舉行“雙周座談會”問題的報告,使“雙談”的傳統得以延續。此后,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就國家的大政方針積極建言獻策,對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1978年5月思想政治戰線開展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政協全國委員會組織部分委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愛國人士近200人分別進行了學習和討論。這對于肅清林彪、“四人幫”在統一戰線方面的不良影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79年10月下旬開始,政協各組和有關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分別邀請在京部分黨派成員和所聯系的知識分子開了24次座談會,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積極性問題建言獻策[23]。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政協全國委員會先后舉行主席擴大會議、副主席座談會、有關工作組座談會,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兩案的審判問題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判決問題進行了討論。1982年6月15日至7月8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又連續舉行7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修改草案專題座談會,討論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問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問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問題、教育和文化事業以及知識分子在四化建設中的作用問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問題、民族、宗教、國旗、國徽問題[24]。這一時期全國政協召集的座談會主要圍繞以下主題展開:加強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工作,總結交流地方政協工作的經驗,推動政協工作創新發展;國家經濟發展重大問題和科教文衛方面為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等。
 
  2005年7月至2012年9月,全國政協連續開展了11次專題協商座談。圍繞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向民主黨派、無黨派等人士征求意見。11次專題協商幾乎涵蓋了這一時期國家的所有重大戰略,既有涉及國家發展總體規劃的專題協商,也有涉及地區發展戰略的專題協商,還有關系國家重大經濟政策的協商;既有國家文化、科技發展戰略的協商討論,也有圍繞社會管理展開的協商座談等。通過以上協商座談,中共中央廣泛征求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的意見和建議,發揮人民政協政治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職責。
 
  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25]。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明確提出“增加協商密度,提高協商成效”[26]的新要求。為此,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繼續探索專題協商的實現形式,在廣泛充分征求各民主黨派、各專門委員會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在繼承歷史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建立了“雙周協商座談會”制度。從1966年停止到2013年重啟,時隔47年,“雙周座談會”這一在“文革”開始后淡出政治舞臺的參政議政重要渠道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至2017年11月7日,已舉辦了7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年度計劃安排由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后報請中共中央正式批準,在議題選擇上堅持“小題目作大文章”,堅持研究黨和國家的重大關鍵性課題,研究涉及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戰略課題。從協商的內容和主題來看,“雙周協商座談會”聚焦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緊扣重大舉措的出臺和貫徹建言獻策,充分發揮了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契合了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切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協商需求。“雙周協商座談會”與每年一次的政協全體會議、每季度一次的政協常委會、每月一次的主席會議功能互補,改變了過去“年委員、季常委、月主席”的狀況,拓寬了協商民主的渠道,有利于協商民主的制度化發展。
 
  中共十八大以來,在定期舉辦“雙周協商座談會”及政協相關例行會議的基礎上,協商渠道得到進一步拓展:從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和黨派團體3個協商渠道擴展為5個,形成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社會協商;再從5個協商渠道進一步擴展為7個,提出重點加強政黨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積極開展人大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逐步探索社會組織協商。與此同時,協商主體更加廣泛,協商形式更加多樣,協商內容更加豐富,協商層次更加明晰,協商制度不斷完善,協商效果日益凸顯。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體系不斷形成。
 
民主監督職能進一步得以強化。中共十八大以來,人民政協發揮協商式監督特色優勢,重點監督黨和國家重大改革舉措、重要決策部署貫徹執行情況,通過調研察看發現問題,圍繞履責不力提出批評,針對存在不足督促改進。全國政協于2016年和2017年連續兩年圍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召開專題議政性常委會議。在監督形式上,各民主黨派中央分別對口8個全國貧困人口多、貧困發生率高的中西部省區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是中共中央賦予各民主黨派的重要使命,也是各民主黨派中央首次對國家重大戰略決策進行專項監督。在監督內容上,脫貧攻堅民主監督聚焦脫貧攻堅政策舉措落實的六方面重要內容,包括貧困人口精準識別情況、貧困人口精準脫貧情況、貧困縣摘帽情況、落實脫貧攻堅責任制情況、重大政策措施執行情況和扶貧資金項目管理使用情況[27],很好地發揮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監督職能。
 
  四、結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成熟發展的40年,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精誠合作、充分展示政治智慧、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現代民主制度的40年,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政黨不斷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的40年。改革開放以來40年間,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斷發展,充分反映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體現了自身的鮮明特色和巨大優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28]。
 
  對改革開放40年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歷史考察,也證明了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論斷是符合實際的科學論斷。40年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伴隨統一戰線事業的推進,在理論政策、相關規章和制度機制上不斷發展和完善,并借助人民政協這一平臺最廣泛地匯集各黨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中共十八大以來,各民主黨派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型城鎮化和“一帶一路”建設、脫貧攻堅等重大問題,深入考察調研,積極建言獻策,形成了人民的事業人民共同商量的生動局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要求堅定不移鞏固和發展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揮中國多黨合作獨特優勢,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將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7.
 
  [2]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G].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438-439.
 
  [3]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華文出版社,2017:347-348.
 
  [4]胡耀邦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42-343.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30.
 
  [6]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N].人民日報,1982-12-05(1).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38.
 
  [8]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暫行規定[J].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9(1):-.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244-245.
 
  [10]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1988-1998)[G].北京:華文出版社,1998:149-150.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181.
 
  [12]江澤民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3-144.
 
  [13]全國政協負責人就學習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答記者問[N].人民日報,2006-03-03(4).
 
  [14]韋國清.關于修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的說明——一九七八年三月三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說明[N].人民日報,1978-03-10.
 
  [1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N].人民日報,1978-03-10(1).
 
  [16]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N].人民日報,1982-12-12(2).
 
  [17]就《政協章程(修正案草案)》政協副主席胡繩答記者問[N].人民日報,1994-03-10(2).
 
  [18]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2000年3月11日政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N].人民日報,2000-03-12(2).
 
  [19]政協章程修正案(草案)提交政協大會審議 鄭萬通就草案作說明[N].人民日報,2004-03-08(2).
 
  [20]全國政協辦公廳負責人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答記者問[N].光明日報,2018-03-28(9).
 
  [21]李林.最高國務會議組織結構及其功能探析[J].中共黨史研究,2005(1):62-69.
 
  [22]鄭萬通.人民政協六十年的光輝歷程和重要啟示[N].人民政協報,2009-09-17(1).
 
  [23]全國政協工作組辦公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工作組資料選編[G].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336.
 
  [24]《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編輯部.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416.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21.
 
  [2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J].求是,2013(22):3-18.
 
  [27]廉維亮,檀芳,姚輝.發揮黨派優勢 助力脫貧攻堅——各民主黨派中央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綜述[N].人民政協報,2017-10-10(1).
 
  [28]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強調 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 汪洋參加看望和討論[N].人民日報,2018-03-05(1).
 
  注釋:
 
  [①]筆者在這里參考《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中共中央統戰部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華文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對改革開放以來統一戰線歷史階段的劃分。
 
  [②]代表性的成果有:鄭萬通《人民政協六十年的光輝歷程和重要啟示》,《人民政協報》2009 年9 月17 日第1版;杜青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多黨合作理論和政策的創新與發展》,《中國政協理論研究》2008年第4期第4-6頁;王義保《風雨同舟,榮辱與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30年》,楊海蛟主編《回顧與展望——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發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404頁;梁麗萍《多黨合作創輝煌肝膽相照圖偉業——改革開放30 年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發展》,《理論探索》2008 年第6 期第8-11頁;李慶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歷史發展和重大成果———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周年》,《黨政干部學刊》 2011 年第 7期第3-6頁;李昌鑒《人民政協三十年改革發展的耀眼軌跡和未來展望》,《中國政協理論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23頁等;民建北京市委《改革開放30年多黨合作事業的新發展》,《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會議論文集》2008年11月第56-68頁;黎玉林《改革開放30年多黨合作與參政黨建設的新發展》,《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第32-35頁;韓寶柱:《改革開放30年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理論方針政策的發展創新》,《改革開放30年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09-115頁;周挺:《改革開放以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與實踐》,《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第8-10頁;陳延武:《跨越——紀念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60年》,《中國發展》2009年第4期第1-10頁等。
 
  [③]時任政協章程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瀾濤在政協章程修改草案的說明中強調:“根據歷史經驗,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是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地方重要事務以及群眾生活、統一戰線內部關系等重要問題進行政治協商,并通過提出建議和批評,發揮民主監督的作用。”(參見《統一戰線內部集體智慧的結晶劉瀾濤就政協章程修改草案作說明》,《人民日報》1982年11月25日第2版)

打印 』※ 收藏此頁 ※『 關閉
首 頁 民進概況 民進要聞 參政議政 宣傳思想 組織工作 社會服務 會內監督 會員風采 Top
版權所有 © 2005-2013 中國民主促進會安徽省委員會 未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轉載
聯系電話:0551-62602960 管理員信箱:[email protected]
北京十一选五玩法 彩票代购合法吗 开一个彩票投注站要多少 pk10五码连中7期以上 51彩票计划app 欧冠赛程 吉林快三计划软件都有那些 最火爆的棋牌游戏 好运来腾讯分分彩app 北京pk10全天稳定计划 重庆时时是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