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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語境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邊界

瀏覽:87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理論與改革》 發布人:admin 發布時間:2018/11/08 【字號

  【摘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新時代語境下已經得到了廣泛、多層、制度化的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框架的建構在我國已經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政府治理與政策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彰顯。基于新時代語境進行考量,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是一種具有行動邊界的、有限度的民主形式,這個限度包括:以《憲法》為協商行為準則;以角色認知為協商前提;以議題場域為協商范圍;以政治文化為協商環境等四個維度,從而使民主且廣泛的協商對話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可能性。新時代語境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邊界的確定是一種以有限行動謀求有效協商的必需路徑。
 
  【關鍵詞】新時代語境;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有限性;有效協商
 
  作者簡介:張宇(1970-),女(漢),江蘇揚州人,揚州大學政府治理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協商民主、政策參與、政治心理;劉偉忠(1966-),男(漢),江蘇啟東人,揚州大學商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府治理、公共倫理。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與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與“最廣泛的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積極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制度保障。它超越了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內涵,將理念層面的公民自由平等對話與公共參與落實到了基層民主實踐的過程中。在新時代語境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我國已經得到了廣泛、多層、制度化的發展,具體嵌入于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聽證會、工作場所的座談會以及基層的民主懇談會、鄰里集會與社區議事會之中。在此基礎上,十九大報告提出“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的主張,更是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全面推進。可以明顯感知的是,當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公眾想要將對美好生活向往的訴求輸入政策系統的需求更為旺盛,公眾參與到公共政策過程的動機更為強烈,這同時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提出了挑戰,如何在民主協商中規避那些非理性、不合理的意見表達和不恰當的公共行動成為新的課題。民主與自由從來都是相對的,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日趨成熟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需要對公共民主生活的邊界做出回應,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應是一種具有行動邊界的、有限度的民主形式,即以《憲法》為協商行為準則;以角色認知為協商前提;以議題場域為協商范圍;以政治文化為協商環境。通過上述四個維度構建起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框架面對新時代語境中的挑戰有著很強的回應力,用中國式話語解答了西方協商民主理論家們的困惑,使民主且廣泛的參與成為可行,期望協商的公民更易于達成政策意見的理性趨同,從而使協商民主從有序協商走向有效協商。
 
  一、《憲法》是有效協商的行動準則
 
  卡爾·施密特認為,“許多問題的處理,都必須從國家與憲法情勢的具體脈絡去觀察”[1],因為《憲法》是對公民自由權利規范性的回應及以法治保障民主思想的踐行,其生成的合法性“形成了法權的基礎,……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2],在協商民主層面的主要功能是為理想的協商程序提供規范的組織基礎與法律依據。毋庸置疑的是,公民在進行協商的時候必須將《憲法》作為其行為的邊界,任何超越了《憲法》規范性的行為都無法合法地存在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框架之內。事實上,《憲法》文本也給公民的民主協商釋放了足夠的行動空間,既從制度層面保證了民主協商的必要性,也從行動層面提供了民主協商可能的行動方案。
 
  首先,《憲法》對民主協商的行為方式具有目標引導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18修正案)總綱第二條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一目標的實現內隱對協商民主的需求及規范,通過憲法精神秉承的是公民自由、平等、理性地參與到公共利益相關議題的公共活動之中。《憲法》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規定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念和方法。一方面,《憲法》規范了協商民主在不同層次的元程序性地位。它明確了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還規定了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企事業組織的民主管理制度等,并設定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此中,協商特色明顯的“兩會制”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憲法慣例,可以說,憲法內隱的民主意蘊直接指向了民主的本質,也為公民知情權、表達權提供了支撐。另一方面,協商民主成為憲法價值的一個主要要素。有些學者甚至將憲法的價值特征概括為“民主法”[3]。美國學者喬·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指出,承認民主是政治或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標志著在現代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標上取得了基本一致[4]。民主的憲法不但能夠為具有相同思想的人們提供協商的空間,而且還能增加未被孤立的有關群體成員與持不同觀點者之間進行對話的可能性。圍繞某一具體政策展開的民主協商是憲法要求在政策領域的具體體現,也是公共政策對憲法民主訴求的回應,將公民政策協商限定在憲法框架內恰恰能夠保證政策協商的合法性和政策協商的結果進入政策子系統,體現并作用于政治系統。
 
  其次,《憲法》對于民主協商的動態過程有解題之義。協商的過程是對話的過程,是非靜態非線性的過程,需要為不斷出現的對話主體間矛盾與沖突尋找制衡的方法與依據,《憲法》以元政策的原初設計成為化解與緩和沖突的約束工具。《憲法》提供對話空間的功能是通過創設和規范協商公共領域來實現的,而協商民主的發展依賴于一種程序主義的制度安排。從憲法精神來看,《憲法》是民主實現的制度依憑;民主統攝于憲法內涵之中的要素,是依憲執政的目標之一。協商民主自然也不例外。以憲法為邊界的協商民主過程意味著,凡在民主協商過程中出現有爭議性或模棱之處均可訴諸憲法本身,其中最為顯著的是,當協商過程中出現多數人與少數人之爭時,《憲法》框架是可資求助的權威之處,也是妥協與折中的立足點。《憲法》的真實意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公民都有參與政策協商的權利,沒有誰的權利可凌駕或超越他人。由是,《憲法》首先應該保證的是全體社會成員都能通過某種途徑和形式參與到那些與他們切身利益相關的政策討論之中,隨后再對不同主體間的利益博弈與均衡進行協調。因此,當我們追問民主協商到底應該是一場平等的對話,還是不同意見或立場之間的相互說服,或是某一類人員的演講之類問題時,我們實質上想要尋求的答案是:誰可以參與到民主協商之中?少數人和多數人之間的關系如何界定?高質量的政策協商與普遍性的公民參與是否兼容?等等。哈耶克認為,現代民主的關鍵問題并不是多數的問題,而是法制尤其是憲法問題,因此主張一種“憲法性安排”的解決方式[5]。學者們大致認同,民主的真正價值并不是取決于多數人的偏好,而是取決于多數人的理性[6]。和諧的憲法關系確立了多數對少數的尊重以及少數對多數的服從,兼顧人民主權和人權保障的憲法原則。也就是說,《憲法》對于政策協商中的多數人與少數人關系實際上已經做出了解答。任何圍繞公共議題的協商對于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該是平等進入的,那些大多數人能夠達成共識的意見理應進入到公共決策之中;但與此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對少數人話語權的保護也是憲法精神的要義。由于《憲法》的根本是確保每一個公民權利和義務的相等,因此從來都不會在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做出選擇,它不是為不同權力機關之間提供了談判的機會,而是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保護了更廣范圍的協商。
 
最后,《憲法》提供的合法性是協商本身,而非協商結果。西方協商民主理論未待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理論譜系便傳播開來,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理論模糊性,在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難度,這恰恰給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建構與實踐探索提供了可探究之處。新時代語境中社會基本矛盾的轉移也需要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自反性思考:我們為什么要協商?民主協商的目的到底是結果正義還是程序正義?作為代議制民主的補充,協商民主的目的性并不明確,而新時代語境的嵌入回答了關于目的性不明確的吊詭,即協商過程就是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述出來的過程,那些表達、對話的過程就是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找尋答案的過程,因此協商本身才是目的,協商的結果并不是恒定的,也不是靜止的。《憲法》所提供的協商民主的合法性創造了一種工具性和目的性的情境,亦即,民主協商理應是謀求民生的手段。憲法精神厘清了政策協商的目的和手段之爭,不以協商結果作為政策協商的目的,而是將政策協商納入了程序正義的范疇,即政策協商本身就是目的,從而有效地保證了大多數普通公民的政策意見不被精英思潮所淹沒;也不至于使政策社群之間的妥協和折中難以達成,協商過程中的真誠溝通和理性妥協因手段論的提出而有了實現的可能。只有在包容真實的協商情況下,它們才是有效、理性與合法的。因此,從本質上來講,憲法不僅是政策協商的邊界,也同時是為政策協商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憲法促進協商”[7],而協商民主則強調其在創造政府制度,尤其是法律和立法機構組成的協商在公共領域中的作用。
 
  二、角色的準確認知是有效協商的行動前提
 
  協商民主要求協商者相互承認彼此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而協商者角色的準確認知是相互承認的前提。西方協商民主理論家認為,協商民主是“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進行討論而做出決定”[8],“更像是公共論壇而不是競爭的市場,其中,政治討論以公共利益為導向。在協商民主模式中,民主決策是平等公民之間理性公共討論的結果。正是通過追求實現理解的交流來尋求合理的替代,并做出合法決策”[9],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為了保證協商民主的結果能夠在公共政策中切實體現出來,需要重新對公民在協商民主中的角色進行定位,即公民不是最終的決策者,而只是公共討論的參與者。其主要原因在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端于中國社會的基層,無論是村莊協商還是國有企業內的工作場所協商的成功中都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變量,即參與者的角色認知,他們在參與之初目的明確,在公共討論中的傾向性也很鮮明,主要是表達自己對公共議題的意見,不致力于影響最終的決策。換句話說,在協商中的公共發聲是為了被傾聽而不是成為決策者。事實上,這與社會主義制度中公民的主體地位密不可分。西方協商民主的興盛是因為其能夠補充代議制民主的不足,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框架中委托代理的偏差通過社會主義制度中公民的主體地位得到了部分矯正,作為參與者的公民即便主觀動機不在于影響決策,但在事實上一定會被政策系統中的決策主體加以考量。因此,公民在進入協商程序之前要先認識到自己的功能與目的,這種角色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會保證協商民主的順利展開。這種前提的設定作用在于:
 
  其一,參與者角色決定了公民的公共行動方式。他們在公共領域中提出自己的政策意見,進行政策論辯,并通過一定的途徑輸入政治系統,從而間接地對公共決策產生影響。公民參與公共討論的權利是《憲法》賦予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但如果我們以為這種權利代表著公民參與政策協商的結果必須體現在最終政策產品中,那我們對協商民主中的公民角色就產生了偏差。協商民主在實質上屬于程序正義范疇的公共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不同協商方式聚合起來的民意會體現在政策備選方案中,但都不會就成為最終的公共政策文本。最終的政策產品中之所以會體現出政策協商的結果,是因為決策者充分考量了協商形成的民意,將程序正義與結果正義進行了融合。當然,這種考量正是所有協商參與者所希冀看見的。事實是,協商民主理論在數十年的發展中很少談及決策,而僅僅是強調培養包容和活躍的非正式公共領域以補充正式的代議制政體的重要性。
 
  其二,參與者角色決定了協商民主的非組織形式。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不是旨在達成決策,因此不是有組織的[10],公共政策決策必須對公共領域充滿活力的信息輸入開放,并為被恰當建構起來以保障各種類型的理性話語實現提供保障。如若謀求決策地位,協商民主就會追求其組織形式并將會與其他形式的組織同質,從而有可能失去了協商民主的活力。埃爾斯特的觀點是,別的先不考慮,僅僅是時間限制,就已經使協商絕對不可能是達成集體決策的唯一程序,它總是需要投票或討價還價或兩者一起作為補充[11],甚至協商、投票、討價還價也不能成為決策程序的全部。因此,當西方民主理論大多指向決策時,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卻走了一條與之不同的特色道路,它深深植根于中國的土壤,將公民作為參與者的角色定位得更加清晰,這樣,以松散的形態組織聚集在公共領域中的公民個體進行協商對話所完成的任務就是信息的輸入和聚合,進而以無具體組織質態的形式保證話語的實現。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強調參與者和決策者的區別之原因就在于,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和傳統的政治文化都決定了政府永遠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決策主體,在政府與公民的關系中,二者雖均為公共政策主體,但政府才是決策主體,且我們采用的決策模式大多是以精英為主要主體通過有限理性的決策途徑進行決策,公民參與政策協商形成的主流政策意見是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將聚合后的民意影響政策議程設定,而不是直接體現在公共政策中。有時,民主協商的結果跟最終的政策輸出并不一致,因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是最高權力機構,擁有政策的最終決策權。如果公民試圖超越參與者的角色,直接進行政策決策,那么就直接挑戰了政府的合法性。在以代議制民主為主要民主形態的情境中,替普羅大眾進行決策本就是得到公民所讓渡權力的政府的題中之意,厘清政府與公民的各自定位至關重要,政府烏托邦和公民原教旨主義的思維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對公民來說,最富吸引力的民主理想是,為每個作為公民而不是作為具有同樣利益和思想的人提供超越不同社會背景和從屬關系的連續的、結構性的機會。在這種面對面的背景中,不僅每個人都有發言權,而且每個人都有在行為和變遷直接相關的包容性、多樣的解決問題的對話中利用這種發言權[12];而對于政府來說,政策協商中公民的聲音是值得且理應傾聽的,“它的結果有規范性力量,因為那是人民在有機會思考的情況下發出的聲音”[13]。在明確的參與者身份認知前提下,從民主協商到政策決策有一個緩慢的過程,從非規制和包容的協商到受規制的、理性的協商,再到意見聚合,最終到政策決策。隨著民主協商的加深和廣泛化,公民參與協商的機會日益增多,公共論辯更為開放、正式和多元,公民推選代表“參與討論并與其他代表辯論,聽取他們的意見、呼聲和觀點,并與他們一起為達成明智和爭議的決策而努力”[14]。因此,將公民定位為參與者和論辯者并不影響民主社會的發展進程,反而能夠成為漸進謀求公共政策決策優化的有效路徑。
 
  三、議題場域是有效協商的行動范圍
 
  劃定協商者活動的范圍旨在消解復雜社會條件中公民協商對話的易變性和難以把握性,議題場域應該成為協商者進行活動的有結構的社會空間。事實上,人的行動都會受到行動所發生的場域的影響,議題場域也依賴著協商者的內在發展機制而實現,在其中,各種隱而未發的力量和正在活動的力量型構公共協商的空間,不同的協商者在其中通過對話進行利益博弈。議題場域為協商者行動塑形,規范其行動邊界,而協商者需要在議題場域之中按照特定的邏輯要求進行行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所設定的議題場域主要包括地理場所、議題選擇、議題討論方式以及議題意見的言語選擇等要素形成的有限性結構。
 
  在地理場所的設定范圍上,協商民主并不是不分時間、場合進行的,只有憲法規范下的公共領域接受了真正的協商對話,才有可能做出有效、理性與合法的決策。納入程序規范之內的政策協商應該在對于公眾而言具有可進入性的公共平臺上進行。由于民主協商的特殊性,這個平臺需要具備的共性特征是對于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平等性,一如“無知之幕”下的“原初狀態”,不存在所謂的“差異公民”,即便存在經濟地位的差異性,也會通過文化包容性加以消解。也就是說,這個公共平臺應該具有互補性功能和規范功能。誠如詹姆斯·博曼所言,“首先,協商以資源平等為條件,它確保個人同意其他人提出觀點確實不是強制性的。物質財富與教育背景在這里是重要的因素。其次,協商需要提出說服性觀點的平等能力”[15]。此外,這個公共平臺應該具有有形(實體)或無形(虛擬)的物理場所,如社區的鄰里集會中心、街道議事中心、鄉村議事場所、網絡公共論壇、政治性博客、或回應性網站等,這樣,議題網絡每個節點中的公民可以通過他者能夠感知到的場所構成的公共空間進行政策討論,使政策觀點的妥協成為可能。
 
  議題選擇的有限性指的是協商討論的政策議題應該有所聚焦。對于那些國防、外交、領土安全和公安、消防等公共事務以及純公共物品的供給領域,只要按照公共管理和公共物品的基本供給邏輯進行制度安排即可,公民無需對這些問題進行太多的討論。當然,公民可以通過正常的程序進行利益訴求的表達并提出自己的需求,但是純公共物品的供給屬于政府為供給主體的范疇,作為公民權力代表的政府理應將之界定為自身的職責。公民的協商議題應當主要關注民生,具有的特性包括:一是政策議題是具有可協商性的議題;二是具有迫切解決性的議題;三是政策效果短期可見的議題;四是存在專家悖論的議題;五是政府民意感知性不甚敏感的議題;六是可能產生廣泛影響性的議題。達爾甚至認為其他時候的決策權主要掌握在精英手中,公眾對此也并無太多異議。但一旦影響面擴大,公眾的關注度和參與協商的動機就會增加。因此,在那些可能產生廣泛影響的議題上,政府應當將政策協商作為其必不可少的環節,即便在政策效率上有所缺失。
 
  議題討論的方式也具有一定的限制。根據民主理論的發展,民主分為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兩大階段,不同的共同體雖然在結束了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后各自進行了不同的民主制度的設計,但他們的共同點都是代議制民主,與此同時也都設計了給予公民參與權的各種途徑,比如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等,同時在法律層面也保障了公民自由結社、集會的權利,由此,聽證會、民意調查、網絡論壇以及群體集會都成為公民進行議題討論,表達自己政策意見的途徑。從政治的合法性來講,政治設計認可的不僅有正式制度內的公民參與途徑,還包括屬于非正式制度的公民參與途徑。但是,公民政策協商的目的是能夠將公民的政策意見輸入政策子系統,并且在最終的公共政策中有所體現,那么,選擇正式制度內的參與方式進行政策討論是較好的選擇。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聽證會、官方民意調查和民意征集、小型座談會等應該成為議題討論方式的首選。唯此,政策協商才能夠順利展開,利益集團和群體性事件都不宜成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方式選擇,所謂的“鬧大”式的公民抗爭更不應該成為公民進行議題協商的常態性方式。
 
公民進行協商時的言語選擇也應該是審慎的。盡管憲法賦予公民表達自由的權利,但是言語是思想與行為之間的橋梁,是思想的表達方式與物質外殼,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行為。言語并不構成罪體,他們僅僅棲息在思想里,在大多數場合,他們本身并沒有什么意思,而是通過說話的口氣表達意思的。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寫道:“一個人在公共場所鼓勵人們造反即犯大逆罪,因為這時言語已經和行為連在一起,并參與了行為。人們懲罰的不是言語,而是犯罪行為。在這種行為里,人們使用了這些語言”[16]。因此,在民主協商過程中,審慎地選擇言語來進行表達可以避免由于言語不當造成的對民主的侵犯以及可能造成的理解誤差,進而影響政策共識的達成。言語選擇的審慎具有兩個層面的意思:第一層面是公民在理解政策議題后將自己內心感受通過適當的言語載體表達出來。人類充滿魅力的思考能力及其思考的結果外顯為行為是一種本能,無需經過選擇,但是讓別人感知并形成共識除了行為之外,我們還需要言語的包裝。在一個公民教育并不成熟的共同體內,想要將自己的思想通過話語外顯,是需要經過二次思考的,即人們必須思考用什么樣的言語來表現自己思考某一問題的結果。這種審慎既能夠對最初的思想進行自我過濾,增強協商過程中的公共理性;又可以建構一種和諧的公民與公民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第二層面是公民在協商討論中選擇適當的言語彼此之間進行公共溝通。有時候之所以發生過激的群體性事件就是因為政府與公民在公共溝通中彼此選擇語言的不當,甚至常常出現語言的外殼背離了表達者的初衷的現象,結果造成不必要的沖突。
 
  四、政治文化是有效協商的行動環境
 
  政治文化創設了民主協商中形成認同的外部環境條件,可以增強主流政策話語形成的可能性。公民的民主協商過程應當容于政治文化,包容性的中國政治文化情境成為協商者的活動環境。
 
  將政治文化作為協商者的活動環境基于政治文化的基本內涵。政治文化是有關公民心理、態度和觀念傾向性的一個綜合概念,一個穩定而有效的民主政府,不只是依靠政府結構和政治結構,還需要依靠公眾對政治體系所持有的政治情感、態度、心理、價值等。政治文化是一個主觀的概念,但“政治文化也給政治領域創造結構與意義”[17]。政治文化對維持政治系統內協商民主的有效是必不可少的。“協商民主是一種具有巨大潛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夠回應文化間對話和多元文化社會認知的某些核心問題。它尤其強調對于公共利益的責任、促進政治話語的相互理解、辨別所在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視所有人需求與利益的具有集體約束力的政策。”[18]因此,協商民主的興起本身就蘊含著對多元主義政治文化興起的回應。但是,協商民主理論在中國語境中需要尋找一種適應性方能形成獨特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框架,因為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與形態的變遷與其他任何國家都顯現出巨大的差異,任何理論都是無法直接運用到中國社會之中的,需要完成對政治文化的嵌入與融合。從實質上來講,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的建構本身就是協商民主理論見容于中國政治文化的過程。“也許沒有一個詞比‘多元主義’更能充分地描述世紀轉折時期中國文化變化的總體趨勢”[19]。中國政治文化呈現出一種傳統與現代融合,單一和多元共存的態勢,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條件、承擔的歷史責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決定了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程序選擇以協商為價值偏好。
 
  以政治文化作為活動環境的協商者們以政治信仰為動機要素,以妥協與折中為活動指引,從而生成更多的公共理性,導向協商民主的有效性。除了物理空間的聚合性,政治信仰也是聚合中國社會個體的一種力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政治共識形成的信仰基礎,在協商中參與者之間更多的換位思考和回歸政治信仰本身就是協商民主在政治文化的框架中進行的一種表現。阿爾蒙德和維巴曾經說過,如果要保持最終的穩定,該系統就要有一種對于該政治系統更為普遍的依戀基礎之上的政治信仰形式——我們已稱之為系統情感的一種信仰[20]。一定程度上的對政治系統的忠誠、對政府政策的肯定、對政治領袖人物的青睞,對于政治系統的維持、穩定與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換句話說,政治信仰是產生政治文化包容性的前提和基本保證,民主協商需要公民政治信仰的建構,才能在一個公共場域中進行對話和商談。與西方個人主義方法論不同的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個體需要依賴社群而參與政策過程,民主協商除了要有共同的對話平臺之外,此前也需要通過不同的方式產生聚合性,使處于原子狀態離散的個體聚集成多個政策社群和議題網絡,公民單個的政策言說通常會低效無果。有了共同的政治信仰,公民也才不至于在協商過程中產生相互傷害,才有妥協的可能,而妥協和折中是民主協商常常達成的最終結果,其原因在于“在斗爭雙方力量懸殊或者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為了避免造成更大損失或兩敗俱傷,以不傷害雙方的根本利益為前提,通過政治談判、協商或默契,互相讓步,從而暫時實現緩和矛盾,以便于雙方共同發展的某些局面,這就是妥協的涵義”[21]。協商民主的過程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妥協的過程,它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著相同的內蘊,如“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事實上,“所有的政府、人類所有的利益與福樂、所有的美德以及所有的謹慎行為都必須建立在妥協互讓的基礎上”[22]。
 
  此外,包容性逐漸增強的中國政治文化更有利于協商者的活動。西方協商民主實踐中的論點交鋒和爭辯根植于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孕育的政治人格更為緩和與溫婉,任何過激的、非理性的、超越了中國語境的民主協商都是無法順利進行的。縱觀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重人本、重和諧、重穩定是中國政治文化對協商民主接受性的前提。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復雜性增強以及社會階層分化的加劇,政治文化已經從傳統的同質性文化向多元性文化轉型,這就意味著中國的政治文化有了更多的包容性,亦即政策協商所賴以生存和成長的土壤已經具備,但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包容并不是無限的,如何將所有的社會階層納入政策協商的主體之中,為所有人提供參與民主協商的可能是需要首先考量的內容,因為協商民主理論本身,即便是本土化之后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也并不能自為地解決所有人“在場”的問題,因此,多元化的民主協商途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協商發起模式,以及每個人平等的話語權,都是協商民主制度設計的題中之意,也是以人為本、尊重人的個體差異、保障個人權利的表現。其次需要考慮的是,民主協商應該以和諧的政治生態為邊界,接納不同的政策意見,在公共討論中反復對話論辯,直至達成妥協和折中。中國傳統文化中講求“和為貴”,但“和為貴”并不意味著去除一切異議,而是內隱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和諧的政治文化訴求也不排斥不同的意見,“和而不同”的語境創設了一致性的需求和共同的政策訴求,協商中無需也不應該存在絕對的正確意見。
 
  質言之,從四個維度提出協商民主的限度,是社會主義制度嵌入協商民主的必然結果,既能保證民主過程中每一公民的在場,也能保證公共利益的聚合,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框架中通過協商行動邊界的劃定促成協商效能的提升與協商結果在公共政策中的體現,是新時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質量與效果雙重追求的一種自反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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