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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廣平北上參與新政協籌建

瀏覽:999 來源:摘自《新民周刊》 發布人:admin 發布時間:2019/02/21 【字號

  編者按:魯迅先生去世后,周海嬰與母親許廣平仍在上海生活。上海淪陷后,許廣平經常參加進步人士組織的活動,參與籌建中國民主促進會。全國解放前夕,經常有國民黨特務在他們寓所周圍假扮成販夫走卒實施監視,許廣平與周海嬰的安全受到威脅。當時,民進領導人馬敘倫等已經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轉移到了香港,中共在香港的領導人方方、潘漢年、連貫等經與馬老商定后,通過陸路將許廣平與周海嬰成功接到香港。
 
  到了香港,在當時的形勢下,許廣平一方面要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蹤,另一方面還要參與新政協的籌建。不久,為響應中共關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倡議,在香港的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以及在歐美諸國的知名人士都紛紛北上或回國,參與新政協的籌建。
 
  1948年12月,周海嬰跟著母親許廣平,與郭沫若、馬敘倫、馮裕芳、陳其尤、沈志遠、翦伯贊、侯外廬、沙千里等民主人士坐船抵達剛剛解放的東北。
 
  解放區的一切,特別是新政協組建前的環境以及人與事,都令處于青年的周海嬰感到振奮與新奇。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大慶前夕的9月20日,周海嬰先生將當時拍攝的一批照片翻檢出來,在全國政協多功能廳公開展出,引起公眾與史學家的關注,同時,他特地撰文回憶彼時彼情。往事歷歷,猶在眼前,年已八旬的老先生不免感慨萬千。種種細節,或令今天的年輕讀者稍感陌生,但細嚼之余,想必可獲得一個感悟:歷史是由無數個細節所構成,它們可彌補官方檔案的一些空白,也多少帶著一點個人感情的溫熱與彈性。
 
  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先自由、解放,才能夠探索。唯有擺脫一切知識、理論、成見等執著,才能夠洞見真實。
 
  沈陽旅居
 
  我們一行抵達沈陽,被安排住在鐵路賓館。連貫、宦鄉、翦伯贊這幾位,已在安東與我們分手,轉道去了大連。
 
  鐵路賓館是俄式舊建筑,內部開間較大,才騰空不久,其設施條件之好在當地算是首屈一指了。只是室內暖氣太熱,我們這批江南生長的人,對這種干燥的環境很不適應,一個個熱得臉紅耳赤流鼻血,只好經常敞開氣窗,放些冷濕空氣進來。幸而街上也有凍梨、凍柿子賣,吃了可以去火。賓館的房客僅有我們這十幾個人,許多客房空關著,聽說尚有更多民主人士即將抵沈,大伙都翹首以盼。
 
    不幾天,住進多位從大連那邊來的貴賓,他們是李濟深、蔡廷鍇、章伯鈞、朱學范、章乃器、彭澤民、譚平山、鄧初民、孫起孟、吳茂蓀、閻寶航、洪深、朱明生。又不幾天,從蘇聯繞道而來的李德全和馮玉祥秘書賴亞力抵達,大家紛紛前去慰問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他們臉上尚顯露在蘇聯船上失火而致的燒傷疤痕。最晚到達的是王昆侖和女兒王金陵,據說是到歐洲考察繞道巴黎抵達沈陽的,詳情沒有介紹。后來了解因為這些秘密“通道”,當時說不準仍舊要利用,因此誰也不打聽。
 
  賓館一層餐廳供應一日三餐,每桌十人,坐滿便上菜開飯。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給制待遇,不論男女和年齡每人每月發給若干零花錢。那時使用的是東北幣,大約相當于現在的三五百元。從當時的經濟狀況說,這個數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發毛巾牙膏一類生活日用品,還每人按月供應兩條香煙。有的人不吸煙,比如母親和我也得收下,但可轉贈給別人。因為這是供給制的“規定”。
 
  賓館里有一間四周布滿沙發的大會議室,沙發碩大,也許是沙俄時期留下的家具吧。就在這間會議室內,每隔幾天就有活動,舉行時事報告或民主人士座談會,也有小范圍的學術講演。比如從美國歸來的心理學家丁瓚先生,講過歐美的心理學研究現狀,但大家的反應卻平平,因為講的是“資產階級”的心理學,無人向他提出詢問,丁先生一講完,報告會就冷冷清清地結束了。
 
  長春解放后,也是在這個會議室里,當時東北解放軍的政治委員高崗親自來向民主人士介紹這場戰役的經過。高崗身材魁梧高大,臉膛黝黑而遍布麻坑。他說這場戰役打到最后,變成一場混戰,指揮部和各級指戰員之間,因通訊員都犧牲了,聯絡都中斷了,司令部里搞不清是勝是敗。但我們的戰士個個士氣高昂,都能“人自為戰”,而國民黨軍隊士氣低落,因此雖然兵力有懸殊,我軍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他接著還說,戰場上遍布國民黨軍隊丟棄的美式汽車、大炮和各種輜重,要打掃的話,需要許多天。這時高崗忽然轉過頭來對我說,有一種美式大炮,它的口徑之大,伸進一個腦袋還有富余,你要不要去看看?  
 
  賓館二樓的側面,還有一間臺球室,這是整個旅館唯一的休閑文娛室。室內布置了三張球桌,一張“落袋”(斯諾克 )和兩張“開侖”(花式臺球)球桌。喜歡打臺球的常客有李濟深、朱學范、沙千里、林一心、賴亞力。李濟深只打“開侖” 式,往往由林一心陪打。交際處處長管易文偶爾也來陪陪,可以感覺到他是忙里偷閑,也為了不冷落客人,屬于統戰任務之列。他通過打球可以征詢些要求和意見,他談話水平很高,總是不直接表達意圖,而在聊家常和詢問健康過程中慢慢傳達“上面 ”的意思。
 
  由于沈陽的治安很好,后期領導允許大家分批出去逛街。三兩警衛人員跟隨著的,但不擺陣勢,屬于微服出游性質。商店開張不多,市場清淡。只有郭沫若、侯外廬少數人去過幾趟古董店而已。絕大多數仍然在旅館里看書聊天。有一回我跟著郭老、馬老、侯外廬幾位先生去逛古玩店(文物商店這名稱好像是后來才有的),進入里邊,生意極其清淡,老掌柜坐在不旺的炭盆火邊,一臉的寂寞和凄涼,店里也不見伙計,大概都辭退了。郭老的目標是青銅器,馬敘倫先生卻熱衷于搜集“哥窯”之類古瓷。郭老是鑒別青銅器的專家,當場考證評論真偽,使老掌柜欽佩不已,不敢拿出假古董來騙錢。他嘆著氣說,要不是為了償還債務,斷不會把壓倉底的善品拿出來賣掉的。
 
  馬老心儀的瓷器向來是稀罕物,據說他家藏的珍品不少,店里的都選不中,只隨意買了點小玩意。而對于我這個小青年來說,卻喜歡舊貨攤上的舊軍用望遠鏡,品質雖不高,價格卻相當低廉。它是國民黨軍隊敗退拋棄之物,老百姓從戰場拾來賺些外快的,不想幾位老先生看到我買了這東西,覺得用來看演出倒很合用,差不多每個人都托我去買。以至于舊貨市場的小販們誤認為有人在大量收購,我只得挑明要貨的就是我,才使他們不再漫天要價。
 
    到了2月初(1949年),交際處先組織大家到郊區體驗土改之后農村翻天覆地的喜慶,走訪農戶和老鄉聊天。2月11日之后,全體民主人士就乘坐專列向北參觀。令人驚詫的是撫順露天煤礦、小豐滿水電站沒有遭受什么巨大創傷破壞,每日可正常運轉。
 
  在吉林“東北烈士紀念館”參觀,看到抗日英雄楊靖宇的頭顱標本,它浸泡在一個大玻璃樽里,講解員說到烈士犧牲后,日寇解剖看到胃里一點糧食都沒有,李濟深、蔡廷鍇將軍聽了非常感動,唏噓不己。李濟深主動索筆題字,以表敬意。
 
  從沈陽到北平
 
  我們住的沈陽鐵路賓館,隔幾天就有一次當地首長出面舉行的接風宴,歡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達。
 
  記得當年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一行到達后,向大家詳細敘述了馮將軍死難的經過,使眾人聽了很感悲痛和疑惑。李德全本人對這件災禍雖有疑問,為怕影響中蘇關系,只得忍著喪夫之痛,也沒有明確地提出詳細調查的要求。所以大家聽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
 
  我至今記得的是,馮夫人當時回憶說,馮將軍是應邀回國來參加新政協大會的,他們夫婦帶兩個女兒和兒子、女婿,還有秘書賴亞力,一起從美國搭乘蘇聯客輪“勝利”號借道埃及去蘇聯。客輪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統,放下1500名歐洲歸國的蘇僑(白俄),然后橫渡黑海,開往奧德薩(據他的長女馮弗伐說,此船是德國軍用船改裝的,并非正規的商用客輪 )。抵埠前的一天,即是8月22日,放映員在回倒電影膠卷過程中,不慎拷貝起火,并很快從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風大火勢兇猛,濃煙沖騰而起,正與兩個女兒在艙內談話的馮將軍立即帶著夫人、女兒向出口處沖去,不料離房間最近的那扇門竟被從外面鎖死,怎么呼喚也無法打開,為尋找出口,小女兒馮曉達沖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們三人被困在膠片燃燒的化學氣體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兒子洪達和四女婿、賴亞力先生幾人把他們一一搶救到了甲板,馮將軍心臟已經停止跳動。在馮夫人敘述的全過程中,她沒有提到曾有蘇聯船員前來救援,只說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員帶領的。
 
  馮玉祥另一女兒當時受了輕傷。賴亞力的臉部被燒傷,在蘇聯的醫院住院治療。直到過了三個多月之后,我們還看得出他臉上皮膚的顏色明顯有異。這件不應發生的災難屈指算來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且已時勢大變,應當也可以解密,說個分曉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況是,在全國政協一起開會期間,馮弗伐曾向前國民黨軍統頭目沈醉提出過她對父親遇難的疑問。沈醉的答復甚可回味。他說:“蔣介石對于馮玉祥在美國演講反對援蔣反對內戰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沒有那么長。”我想,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
 
  住在賓館里這許多知名人士,經常聚在一起討論黨中央提出的由李富春同志傳達的為準備召開新政協的征詢意見。平時則在各自的房間里看書讀報,或相互串門聊天,或到文娛室玩撲克,如橋牌、百分、拱豬等。喜歡橋牌的往往是這幾位:朱學范、沙千里、章乃器、賴亞力,他們的年紀都在四十歲左右。有時李濟深將軍也去參加,大家都自覺對老者“放水”情讓一步,使他高興高興。我有時不識相,仗著自己年紀最輕,記憶力強,出過的牌都記得,偶爾不客氣咬住不放,讓李老多“下”,做不成局。他的秘書林一心在旁觀戰,也許心中有點著急吧,可是在這種游戲場合,亦不便明顯地表示什么。
 
    按照上面的意思,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請他們到哈爾濱住上一陣,待平津解放,大軍渡江后再圖南下。可是形勢發展很快,只不過兩個月時間,解放戰爭已勢如破竹,四平一戰,又解放了長春,平津已是指日可得,也許開春便可以去北平,不需要轉到哈爾濱再去等候了。因此,把北上的計劃改為到吉林、長春、撫順、鞍山、小豐滿、哈爾濱這些地方去參觀學習。
 
  我至今記憶猶深的是住在哈爾濱馬迪爾飯店時,父親的青年朋友蕭軍來探望。他帶來一疊自己編的《文化報》和合訂本給母親看。就在那年(1948年)秋,他為“文化報事件”受到了公開的批判。他創辦的魯迅文化出版社也被停業交公。這些事,母親抵達東北時已略有所聞,因當時講述者回避閃爍,語焉不詳,這事究竟如何,她并不清楚。
 
  蕭軍造訪的目的,看得出是要向母親一吐胸中的塊壘,談談整個事件的原委。但我們剛到解放區,這事件又實在太復雜,一時半刻難以弄清。再說停辦《文化報》是東北局文化方面領導的決定,蕭軍的黨員朋友為此也紛紛與他“劃清界線”,母親自然也很難表示什么。也許蕭軍對她的回應不滿意,也就告辭而去。其實母親在聽到這事件之后,也曾百感交集。奈何她愛莫能助,什么事也做不了,況且自身在版稅問題上又正被誤解,各種風言風語如影隨形,久久揮之不去,使她百口莫辯,哪里還管得了別人的事?
 
  哈爾濱等地的參觀學習完畢,仍坐火車轉回沈陽的原住地飯店。交際處領導告訴大家,為了準備到北平,可以定做些簡易的木箱,數量多少不論,每人按需提出。我們這一批人除了零用錢買的雜七雜八之外,行李確實增加不少。公家發的有每人定做的皮大衣一件,日本士兵穿的厚絨線衣褲一套,俄國式的長絨羊毛氈一條,美國軍用睡袋一只。僅僅這些物品就足夠塞滿一只大木箱。以至后來一只只大木箱在走廊里排列成行,蔚為壯觀。
 
  1949年2月2日,即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的第二天,56位民主人士共同簽署的慶祝解放戰爭偉大勝利的賀電發表。一個多月前開始的,由賴亞力授課、李德全擔任助手的俄語入門學習班(將近有十個學生),因大家忙于準備起程,也宣布結業。
 
  民主人士從沈陽到北京,據我看到的材料;沒有提到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專程到沈陽接民主人士到北京的資料。而在我的底片里,有她在南行火車餐廳致歡迎詞的底片,雖然不甚清晰,判斷人物絕無問題。
 
  火車在永定門站,暫時等待。看到被釋放的國民黨士兵,漫散地步行,可見咱們的解放軍寬大政策。
 
  2月25日,民主人士乘的專列抵達北平。列車將要抵達前門車站時,只見鐵路兩旁的屋頂,每隔十米都有持槍戰士守衛,可見安全保衛工作之嚴密。進站后,大家被直接送到北京飯店,也就是現在夾在新造的北京飯店中間的老樓。母親和我被安排住在三樓。
 
  幾天后,叔叔周建人全家也到了北平,與我們住在一起。他們是從上海乘船到天津,先在西柏坡的李家莊停留,等待北平解放。還有許多老朋友如柳亞子、馬寅初、王任叔、胡愈之、鄭振鐸、薩空了、沈體蘭、張志讓、艾寒松、徐邁進等等,也都在北京飯店晤面,開飯時濟濟一堂,十分熱鬧。王任叔帶了他已當了解放軍炮兵的長子王克寧來看望我們。
 
    作者:周海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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